作为清热凉血要药的犀角，在我国应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首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品。唐代甄权《药性本草》言其可“镇心神，导大热……疗时疾如火烦，毒入心，狂言妄语”。孟诜《食疗本草》臼：“磨汁，治吐血，衄血，下及，及伤寒蓄血，发狂谵语。”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谓其“能疗诸血”。可见，犀角总以清心、肝、胃三经大热，又凉血解毒，特别是清心凉营为其主要特点，且畏川乌、草乌。其又属稀有的珍贵药材，主产于国外，故多锉为细末冲服或磨汁服用，用量一般为5~6g。近200年来，由于世界上人口不断地增加。自然环境的改变，使犀牛的生息繁衍受到一定的限制，加之人类不断猎取，从而使犀牛更为稀有，犀角越来越短缺。20世纪80年代，根据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五次成员国大会的决定，禁止国际间做商业性质的贸易，我国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国际信誉，已不再进口。因此，寻找和研究犀角的代用品十分必要。在犀角的作用品上，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以升麻代者，有宋代朱肱、元代朱震亨及赵献可等人；以玳瑁代者，有明代李时珍；而近人则多以水牛角代之，现分述如下：
1.升麻
性味甘、苦、平、微寒，归肺、大肠、胃经。具有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阳举陷之功效。升麻代犀角，首见于宋代朱肱《类证活人书》，其言：“瘀血入里，吐血衄血者，犀角地黄汤，乃阳明经圣药。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二物性味相远，何以代之？盖以升麻能引地黄及余药同入阳明也。”元代朱震亨《丹溪治法心要》说：“衄血，大抵与吐血同。大概是血被热气所逼，而随气上行，以散气退热、凉血行血为主，方以犀角地黄汤入郁金同用。如无犀角，升麻代之。”至明代，赵献可《医贯》又说：“犀角、升麻气味形性迥不相同，何以代之？”曰：“此又有说焉。盖缘任冲二脉，附阳明胃经之脉，亦入鼻中。火郁于阳明而不得泄，因成衄者，故升麻可代。升麻阳明药，非阳明经衄者，不可代。"对此持不同见解者则如清代唐笠山纂辑的《吴医汇讲》中载唐迎川之论，曰：“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于清，一重于升，其性不同，其用自异，未尝闻有异味而可代者也。”升麻代犀角自清代以后多不用，而今人则极少用之，仅在治疗因胃热、胃火引起的衄血、吐血时可代，取其清热解毒，引血归经、引药归经之功；此外尚可替代于治疗中气下陷之崩漏，取其升阳举陷之效。使用时均入煎剂，用量宜小，防止升发太过。
2.玳瑁
性味甘、寒，归心、肝经，具有清热解毒、平肝定惊之功效。玳瑁代犀角，最早见于《本草纲目》，其言：“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时至宝丹始用之也。”今人亦有以玳瑁代犀角者，如广东名医何炎桑在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肌衄时，常以玳瑁代之，取其清热解毒之功。可见，只有在治疗温病热扰心营引起的神昏谵语、斑色紫黑、痘疮黑陷或衄血尿血时，可以玳瑁代之，使用时多入煎剂，宜先煎，用量一般以3~6g为宜。
3.水牛角
性味苦、咸、寒，具有清热、凉血、解毒之功效。水牛角入药，其用已久，古籍中虽无以其代犀角之说，但因其功效似犀角，故有犀角之用。今人则多以其代犀角，如广东沈炎南教授擅用犀角地黄汤加味治疗大出血，并以水牛角30g代犀角；重庆名医龚志贤治疗鼻衄时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重用水牛角尖久煎以代犀角；北京名医王文鼎用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血液病出血时也以大剂量水牛角代犀角等。另据报道，广东、天津、江西等地用水牛角代犀角，治疗温病及小儿热证，效果良好，实验研究亦表明其药理作用与犀角相似，故1977年版《中国药典》始将其收载，作为犀角的类同品应用至今。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提倡保护瀕危野生动物的今天，功效似犀角且不受资源所限的水牛角，是犀角较为理想的代用品。使用时锉碎先煎，亦可锉末冲服，煎剂用量一般30~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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