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清任善用黄芪，邓老师其法，用之得当，确有奇效，试作归纳，介绍如下。
1.陷者举之
重用黄芪以升陷，其适应证为脏器下垂（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肛、肾下垂等）、重症肌无力、肌肉萎软、呼吸困难、眩晕等属气虚下陷者，胃黏膜下垂者可用四君子汤加黄芪30g,再配枳壳3g以反佐，一升一降，升多降少，所以要用枳壳反佐，因胃属腑主受纳，胃气以降为顺，虽然黏膜下垂需升，但胃气需降.故重用黄芪补气升提以治黏膜下垂，而反佐枳壳以顺应胃气以下降，以促进胃黏膜之复原。治脱肛，内蒙古《中草药新医疗法资料选编》载方：黄芪120g，防风9g。此方实出王清任治脱肛之黄芪防风汤。王氏方：“黄芪四两，防风一钱。”李东垣认为：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可见王清任之黄芪防风汤实源出于东垣.防风之分量不宜多用。此法治脱肛的确有效。
子宫脱垂，治以补中益气汤加首乌。加首乌之意，一者在于引经，二者因胞宫冲任所系，全赖阴血所养.气得血养，血得气行，气血充和，冲任得调，所系之胞宫则能复其原位。若能配合针灸，加强冲任之调理，则取效更捷。
重症肌无力，治以强肌健力饮，此方为自拟经验方，亦重用黄芪为主药，重症肌无力证候较复杂，除眼睑下垂外，可有复视，吞咽困难，构音不清，四肢无力，重者呼吸困难，大气下陷，危及生命。邓老认为该病的最大特点是肌肉无力，因脾主肌肉，故此是脾胃气虚之证，并由虚至损，且与五脏相久治疗上紧抓脾胃虚损这一病理中心环节，重用黄芪以补气升陷，同时针对兼夹之证调理五脏，重补脾胃，以运四旁，促病痊愈。
2.“升”者平之
此处一言“升”，血压升高也。高血压一病，肝阳上亢者为多，临床上多使用平肝潜阳、降逆息风之品，但亦有不效者。邓老治疗气虚痰浊型之高血积者，则重用黄芪合温胆汤以治之。据《中药研究文献摘要》所载日本寺田文次郎等报告：“与其他六种可以注射的降血压制剂比较，证明黄芪的作用强大：虽然有的药剂可使血压有持续性下降的作用，但此种药剂大量使用后，可使动物衰弱。”这一结论，从药理研究角度支持了重用黄芪可以降压：
此外，邓老赞同以下的论点：血压之所以升高，是身体自我调节的一个信息，是内脏阴阳失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然，高血压经久不愈，进一步可引起心、脑、肾之病变，西医正因为注意高血压对心、脑、肾病变的影响，故以动脉血压指标作为辨病诊断的根据，作为治疗的对象，而千方百计地寻找降低血压之药品。近年有些学者，从辨证论治的角度，重新评价这个观点，认为血压升高的原始动因是血流供求的不平衡，其中尤以心、脑、肾为重要这：个器官血流需求量很大，当心、脑、肾血流供求不平衡，发生血压升高，升高血压对维持上述器官的血液供求量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血压长期升高的严重后果，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重要器官的血流供求矛盾。既然血压升高的深层本质是血流供求的不平衡，而血压升高本身，又是因为身体为克服此种不平衡的代偿反应的努力还不尽善和不成功，于是才有导致血压升高的血管反应持续存在。血压升高并不纯粹是消极的病因病理破坏，不应当是治疗压制的对象，它被看成是治疗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对象。
治疗若从帮助改善血流供求关系，帮助血压升高所要去实现的调节反应，因势利导，促其成功，则不需要再有高血压反应的持续激起。这一论点正道出了治气虚型高血压重用黄芪，就在于调节脏腑阴阳之平衡，改变“重要器官血流供求矛盾的严重脱节”的局面，促使“血压升高的血管反应”缓解而达到降压之效果。这就是重用黄芪以降压之机理所在。
怎样解释黄芪降压与升陷之理？有人会想到中药往往有“双向作用”，故黄芪又能升提又能降压。如何掌握升降之机？我的体会是：黄芪轻用则升压，重用则降压。为什么药理研究只得一个降压的结果？因为动物实验都是大剂量用药进行研究的，所以得出降压的结果。邓老治疗低血压症，喜用补中益气汤，方中黄芪的分量不超过15g。治疗气虚痰浊型高血压，我喜用黄芪合温胆汤，黄芪分量必用30g以上。
诚然，论方剂补中益气汤除了黄芪之外还有柴胡与升麻，可使升提之力倍增。在重用黄芪降血压时亦可加潜阳镇坠之品，效果当然更好，但不加镇坠药亦有降压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曾会诊一中风患者，偏瘫失语而血压偏高，辨证为气虚血瘀之证，处方以补阳还五汤，黄芪照方用200g,该院西医生对黄芪200g有顾虑，拟加西药降压，晓之以理，照方服药后血压不升反降，乃信服。
虽说黄芪重用可以降压，有证有据，但黄芪仍然是益气升阳之药，这一点不可不加以注意。如果辨证为肝阳上亢或有内热之高血压也想用大剂量黄芪以降压，则犯"实实之戒”了！慎之，慎之。由此可见，药理学之研究目前尚未能为我们解答全部之问题，仍须辨证论治。
3.攻可补之
张锡纯认为，黄芪之升补，尤善治流产崩带。但重用黄芪可下死胎，这是邓老的经验。死胎之于母体，已转变为致病之物--“邪”，病属实证。自宋代以来，妇科方书，下死胎习用平胃散加朴硝。平胃散是健运胃肠起滞的主方，苍术猛悍为健运主药，厚朴、陈皮加强行气燥湿之力，加朴硝以润下。前人认为，“胃气行则死胎自行，更投朴硝则无不下矣。”明代以后，《景岳全书》提倡用脱花煎催生与下死胎，此方以行血为主，兼用车前、牛膝以利下。平胃散着眼于气滞，脱花煎着眼于血瘀。
曾治一气阴两虚之胎死腹中之患者，初用平胃散加芒硝，并配合针灸，后用脱花煎，皆因药证不符而未效，再经仔细辨证，借用王清任治难产之加味开骨散，重用黄芪120g，外加针灸，1剂而死胎产下。开骨散是以宋代龟甲汤加川芎而成，明代又名加味芎归汤，此方重用当归、川芎以行血，龟板潜降，血余炭引经而止血，本方不用攻下药和破血药，故明代以后多用以治难产。清代王清任认为，本方治难产有效有不效，缘于只着重于养血活血忽视补气行气，故主张在开骨散的基础上，重用黄芪以补气行气，使本方更臻完善。此例何以用加味开骨散取效？缘患者妊娠8个月，胎动消失7天，诊其舌淡嫩、剥苔，脉大而数，重按无力，更兼问诊知其妊娠反应较甚，呕吐剧烈，食纳艰难，致使伤津耗气，病虽实而母体虚，本不任攻下，故用平胃散加味和脱花煎无效。傅青主指出：“既知儿死腹中，不能用药以降之，危道也；若用霸道以泻之，亦危道也。盖生产至六七日，其母之气必甚困乏，焉能胜霸道之治，如用霸道以强逐其死子，恐死子下而母亦立亡矣。必须仍补其母，使母之气血旺，而死子自下也。”实践证明，傅氏这一论点是正确的，为下死胎另辟路径。傅氏主张用疗儿散治之，邓老用加味开骨散取效，可算异曲同工。当时龟板缺货未用。此例说明重用黄芪可下死胎。这是寓攻于补之法也。
4.瘫者行之
对于偏瘫、截瘫等属于气虚有痹者，补阳还五汤是一张特别著名的效方。它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张锡纯虽然批评了王氏对于治疗半身不遂过于强调阳气不足之说，认为萎证有虚也有实。补阳还五汤用之要得当。但张氏不能不说：“补阳还五汤其汤甚妥善也。”邓老曾用此方治疗各种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属气虚血痰之偏瘫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疗效，有恢复五成的，也有恢复八九成的。
曾治一例严重截瘫之女性青年，就诊时已卧床数月，两腿消瘦，自膝下皮包骨头，需人搀扶起坐，坐亦不能持久，乃用补阳还五汤加减治之，黄芪初用120g,最大量时用至200g,服药8个多月，并经艰苦锻炼，已能扶一拐杖缓慢行进，1年后参加工作，2年后能去掉手杖跛行，后结婚生一子。
邓老体会使用补阳还五汤需要注意两点：一者辨证须是气虚血瘀之证；二者黄芪必须重用至120g,不宜少于60g方效，其他药量也可略微增加，但决不能轻重倒置。
5.表虚固之
李东垣认为，黄芪能补三焦又能实卫气。卫气者，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合者也。“实卫”就是“固表”自汗一证，玉屏风散为疗效确切的名方。邓老体会此方不但治自汗，一些盗汗属气虚者亦适用。为了方便，常用汤剂，其分量为：黄芪12g,防风3g,白术15g，防风用量少于黄芪，白术的量是黄芪与防风的量之和。治自汗盗汗兼阴虚者，喜用玉屏风散加生龙骨、生牡蛎各30g,或加浮小麦、糯稻根各30g;若汗出特多者加麻黄根10g。
治疮疡烂肉，黄芪也是一味重要药物，曾会诊一患者，腋下肿瘤摘除之后，伤口久不愈合，不断渗液，一天要换多次纱布。用补益气血之剂重用黄芪30g后渗液减少，不到半月而伤口愈合，此黄芪内托之功也。
6.证须审之
邓老虽喜用黄芪，但黄芪到底是药，不是粮，用之对证则效，用之不当则害人。邓老曾治一肺结核病人，于养阴除痰药中加人黄芪9g,1剂额部发热，2剂全面发热，3剂颈面均热.撤去黄芪热自消失。又治一中风患者，药后头皮发痒，体温增高，误以为外感，改用辛凉解表之剂，1剂退热，再用黄芪90g,又再发热，右上肢活动反而退步，乃知辨证不当。细想患者脉虽虚大，但舌苔厚腻而舌质不胖亦无齿印，此证痰瘀比较，痰湿重于血瘀，改用祛痰为主，稍加祛瘀之药，以五爪龙代黄芪，证遂好转。对于使用黄芪的指征，邓老认为舌见淡胖有齿印，脉虚大或寸部弱，再参察有否其他气虚之证候，便可考虑使用。至于用量之多寡，则要时时留意证候之变化，切戒墨守成规，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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